《被遺忘的中國童年─芝罘學校與內地會傳教士子女》讀後

36861801戴德生與內地會同工攝於1905
1905年,戴德生(中間坐藤椅者)與內地會同工合影。

◎陳中陵(新北市保長國小總務主任)

前年2013年,我在國家圖書館的全國博碩士論文網閒逛,尋找關於中國教會史的最新論文發表。鍵入關鍵字「基督教」,搜尋到一筆博士論文《英國傳教士子女在中國的養成教育-內地會芝罘學校的建立與發展(1881-1951)》,眼睛為之一亮。

解決宣教士子女受教問題
百年前的歐美傳教士,漂洋過海抵達中國,有些在宣教工場結婚生子、落地生根,為了福音使命攜家帶眷、四處奔波,當中現實情況是,這些傳教士子女的受教問題、生活習慣的養成與建立,成了父母教養與親子互動的一大難題。中國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看見了傳教士同工的實際需要,便擇定在芝罘建立一所內地會子弟學校。

設立於山東煙臺的芝罘學校(Chefoo School),到底是一所甚麼樣的學校?和一般的學校又有甚麼不同?事實上,內地會在中國設立不少學校,但招收對象是本地孩子,而芝罘學校則以傳教士子女為主,1952年臺灣馬禮遜學校(Morrison Academy)的創辦與招生便類似當年芝罘學校。

至於為何選擇在芝罘這個地方?理由是芝罘於1863年開放成為不平等條約下的通商口岸,各國領事館、洋行在此設置,促使生活便利,據統計,1882年聚集在煙臺的洋人便有250人之多,再加上氣候合宜等因素,戴德生便選擇設校於此地,這點倒滿近似馬偕在淡水開辦牛津學堂的時空環境,只是牛津學堂的招收對象是本地人。

然而,芝罘學校招收對象又為何是傳教士子女?根據張博士的研究,傳教士父母若將子女送回母國就學,將增加探視子女的旅程時間、經濟花費,以及親子分離問題,而在中國境內設立傳教士子女學校,可減少上述問題的發生。

但令人玩味的是,為何傳教士父母不直接將子女帶在身邊,或就讀當地學校?內地會兩大宗旨:本地化與內地化,不就是要盡力讓傳教士融入中國文化,那讓子女生活在中國當地文化環境裡,不正切合傳教要旨?

傳教士當時的普遍想法是,孩子們在內地成長,除了健康安全增添風險,其子女的純正信仰,亦容易在非基督教環境裡受到威脅。換句話說,傳教士父母對於教養心態,有別於他們自身推動傳教工作,積極地融入當地社會禮俗。

蘇伊士運河以東最好的英國學校
造成傳教士想法的差異,主要在於個人立場,若從傳教立場切入,盡可能讓福音進入中國,方式策略則可以彈性調整;但若從家長立場著眼,盡可能避免子女遭受異教同化影響。張博士的結論,倒是為傳教士議題提供另一研究發現。

從1881年起,芝罘學校在中國辦學歷時長達70年,學生來源以英國籍傳教士子女為主,採取英國模式的課程內容與教育制度;同時該校又是一所基督教學校,屬靈教育與禮拜聚會當然不可或缺。

特別一提的是,芝罘學校在中國的年代,正是民族主義興盛的年代,這所號稱是「蘇伊士運河以東最好的英國學校」,透過校內知識教育與考試制度,學習大量英國史地、文學、藝術與科學。弔詭的是,這所位於中國土地的學校,卻沒有任何關於中國的課程,既沒有中文學習,也沒有認識中國史地。原因是中文師資不足,還有傳教士子女來自中國各省,各地方言殊異,中文學習無法統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教育這批傳教士子女的目的不是為了預備將來的中國傳教人員,最終還是要將學生送回英國上大學。

師生遭日軍拘留近三年
令人震撼的大事,是對日抗戰時期,芝罘學校師生經歷的拘留歲月,始自1942年11月至1945年8月日本宣佈投降為止。日軍將師生遷至濰縣拘留營(今日的山東濰坊市奎文區),此區是專門為北京、天津、煙臺等地的外僑居民所設置的拘留營,人數高達千位以上。

有人將「拘留營」翻譯作「集中營」,但集中營讓人聯想到德國納粹的恐怖毒氣集中營。不過待在濰縣拘留營的外僑,仍享有自治權利,甚至在區內辦理音樂會、運動會或演講活動。因此,我認同張博士以拘留營的翻譯名稱,較集中營的名稱為妥適,也較能反映實際僑民生活狀況。

已故中華福音神學院戴紹曾院長(James Hudson Taylor III,1929-2009)曾在此拘留營生活,無法與外界聯繫。當年戴永冕夫婦(James Hudson Taylor II, 1894-1978)頓時與四個孩子完全失去聯絡,起初,戴師母心急如焚,幾乎無法承受如此沉重之打擊。這時神藉著一位老牧師向她贈言道:「你若關心神所關心的事,神必關心你所關心的事。」這句話使她的心大得寬慰。日本投降後,闊別了五年半的孩子們,終得平安獲釋與他們團聚。

難以忘懷的芝罘歲月
芝罘學校校友們,1908年在倫敦自發性的籌組「芝罘校友會」,爾後編輯《芝罘雜誌》刊行至今,已有百年的歷史。這些校友發表在《芝罘雜誌》的內容,成了芝罘人在中國的童年回憶。他們明白只有回憶才能突破時間的限制,讓每個當下得以不斷再現,而留下回憶最好的方式就是寫作。另一方面,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芝罘校友們仍不定期組織返校旅行,前往芝罘學校(今日的海軍煙臺航空工程學院),那是對過去經歷的懷念與追憶。

我喜歡一位芝罘人在1929年發表在《芝罘雜誌》的文章:
對我們而言,芝罘比起倫敦或紐約重要嗎!我們無法理解為何你們會問出「芝罘在哪裡?」的問題。雖然從地圖上來看,芝罘只是一個小點,但是在許多男女的心目中,芝罘比起一個或兩個洲的面積還要大!…當我們回顧人生時,沒有多少記憶能夠讓那段芝罘歲月,相形失色。(頁255)

近日我與張博士的通信,她寫道:「對於臺灣及華文讀者的多數人而言,芝罘學校是不存在的,就更不用提,曾經有那麼多傳教士子女在這所學校經歷的童年與教育。事實上,對於這些還健在的校友們而言,這段童年絕對是難以忘懷的。更多的校友們選擇透過投稿書寫的方式,記錄他們對於這所學校的記憶。我想透過『被遺忘的中國童年』,來重新喚起有興趣的讀者,留意到這段不能遺忘的歷史。校友們的童年記憶,不只是個人的歷史,這也反映出一段傳教士家庭在中國生活的特殊寫照,只是很少人從傳教士的下一代來回顧這段時代歷程而已!」

如今這本博士論文發行出版,為芝罘人寫下歷史記憶,也為中國教會歷史留下不能遺忘的價值。

書 名:《被遺忘的中國童年─芝罘學校與內地會傳教士子女》
作 者:張勤瑩
出版社:橄 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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