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日本學者分享聽障教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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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為日本學者Joe Matsuzaki博士。右圖為荷蘭學者Beppie van den Bogaerde教授。(夏俊明∕攝影)

【記者夏俊明台南報導】來自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Beppie van den Bogaerde教授,研究聾文化近30年,與本身是聾人教授的日本Joe Matsuzaki博士,兩位都在21日上午於研討會中分享該國在聽障教育上的發展與特色。

兩場研討會中,許多國內聽障專家學者與研究生、啟聰學校與聽障教育界的老師、聽語障教會的牧者和會友以及聽障朋友參與,並提出疑問與回應,討論適用於台灣的教育方式。

重視聾文化 設計基礎課程
Beppie van den Bogaerde教授以「荷蘭聽障教育的融合」、「雙模式雙語論」與「教師/翻譯員培訓」三大主題切入分享,首先談到荷蘭於1970年於Groningen建立第一所聾人學校,荷蘭雙語教育的起始在於1995年第一批聾童接受人工電子耳手術,1998年教育文化與科學部和啟聰學校、聾童父母團體以及荷蘭紅人協會設立聯盟,共同研究出三項規劃,包括:基礎與教學用詞彙標準化,荷蘭手語語法以及荷蘭手語與聾文化發展課程。透過荷蘭手語標準化的設計,基礎詞彙可在官網查詢到(手語線上辭典);「Jump Ahead」組織則是負責提供建議、指導與發展荷蘭手語教材以及雙語閱讀教材。

針對聾文化部分,荷蘭著重文化教育以及聾人與聽障認同部分,因此針對所有6至16歲的聾/重聽學童,都要接受六大基礎課程,包括「公民教育」、「溝通」、「歷史」、「認同」、「工具和技術」以及「藝術、運動、文化與休閒時間」。

90%荷聾童植電子耳 學者憂配套未完善
2014年開始,荷蘭大多數的聾童已經接受過人工電子耳手術並進入一般學校就讀,接受調整教育(tailored education)。然而,在最近一次的調查中卻發現,目前手語翻譯尚不足夠且聾童父母也不夠積極參與的情況下,聾童進入一般學校的閱讀理解並沒有具體學習結果,在社會情緒發展上較為薄弱,手語與翻譯員的角色在教育上也還沒有定位清楚。

尾聲她強調,荷蘭(文法)手語的學習只是幫助聾人間可以有共通的溝通模式,但自然手語的語彙詞量才足以豐富讓學齡前學童有完整的語系系統來支持對世界的理性認知、情感認知以及社交認知等等。從此看來,即便荷蘭已經推動90%以上聾童接受電子耳手術,她仍認為植入電子耳並非解決聾童面對挑戰的直接方法,仍有許多家庭、文化等面向以及教育問題需要配套解決。

日家長不知選擇特教或聾校
日本宮城教育大學助理教授Joe Matsuzaki博士在分享「日本聾啞伴隨多重障礙學生之教育」主題時,透過日本手語翻譯員翻譯成英文,再由台灣手語翻譯員與聽打員翻譯成台灣手語與書寫語。他提到,雖然日本啟聰特教學校目前針對聽障生有90所,聽障及多障有30所,在一份針對聾童父母的調查中還能發現90%的聾童都能進入父母所選擇的學校,然而,仍有40%的父母/監護人表明其實「不知道該如何在啟聰學小與其他特教學校間作選擇」,從中更有50%的家長「不滿意孩子在聾校的生活」。他認為原因來自於特教老師接受聽多障專業教育的時間與品質不足而導致。

勉聾文化彼此交流
此外,Joe Matsuzaki博士表示,雖然日本自1848年就開始聾啞學童的義務教育,但聾伴隨多重障礙學童並不符合接受聾啞教育的資格。因此,部分聾啞學校自行設立「多重障礙班」、「口語發展遲緩班」來幫助有需要的學童。1979年的修法,使得聾伴隨多重障礙學童能夠入學,納入義務教育。自1990年起,在學童早期就教導手語的學校數量增加,使得聾伴隨多重障礙學童得以接受手語及手勢,進而提高升學率。

然而,Joe Matsuzaki博士引用文獻以及他自己正在作的研究指出,特教除了看重行為研究外,聽多障聾童會因著環境改變而有不同的行為模組發生,需要實際評估多重障礙聾童的實際技能及生活能力,才能幫助每個多重障礙聾童的家庭與其之間進行溝通,與社會之間進行互動學習。從幾個例子中,他指出聾童的表達並非亂無章法,只是需要家長更多依照孩子的興趣、看得懂的與理解能力來劃分出更貼切且簡易的手勢。

他並建議,即便在教育上可將聽障生與多障聽障生分開教學,但還是要設計可以進行互動與社交的時間,畢竟聾文化與一般文化不同,讓彼此間有交流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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