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當性行為的糾結與釐清─柴遠事件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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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娜敏(前中原大學宗研所專任助理教授、現任嘉義基督教醫院臨床心理師及督導)

最近半年海外華人教會最具爭議性的新聞之一,就是2009年信主的前天安門的民運人士柴玲信主後,對信主多年且成為牧師的遠志明,提出曾於1990年性侵她的控訴。

該則新聞在各大媒體曝光後,今年二月27日,美國基督教界具有相當份量的雜誌 Christianity Today(今日基督教),也以醒目的標題對此一事件,做了詳細的報導。報導指出從2009年起,成為基督徒的柴玲開始與遠志明交涉,但似乎一直沒有得到令她滿意的回應,終於在去年有其他牧者的介入協調。但事情愈演愈烈,終至各自在網路上發表聲明,公諸大眾。遠志明也於三月2日宣佈辭去他參與創立的神州傳播協會一切職務,並取消今年所有的講道及行程。

本文的目的不在評斷誰是誰非,只是希望透過對這個事件的省思,讓教會在處理此類事件時能有更完滿的結果。

爭議在是否違反性自主權
柴玲與遠志明的爭議,不在有沒有發生性行為,而在是否是性侵。遠志明聲明只願「對於1990年我信主前的婚外性過犯,我再次公開地向神認罪,向當事人道歉。…(但)對於針對我的強奸、誘奸未遂和性侵指控,我一概否認。」可是對於柴玲,如果遠志明的否認性侵成立,豈不暗示這是兩相情願;若是兩相情願,柴玲恐怕也要跟遠志明彼此認罪。要求對方道歉,不但失去立場且自取其辱。我想這是柴玲不能接受遠志明有保留的道歉,非得堅持要以她的版本道歉的原因。

對柴玲而言,那一次的性經驗,應該不是一個愉快的性經驗,否則不會經過了二十多年仍舊耿耿於懷,她曾說過這也是讓她一直無法成為基督徒的原因之一。或許這也是讓她決定信主後,迫切想要解決此一問題的原因。但對遠志明可能卻又有不同的解釋。因此,這個爭議不在行為,而在是否有違反性自主權。如何去解讀或判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防範利用權勢產生不當性行為
中華民國刑法第221至229條是與性侵害相關的法規。妨礙性自主是指「違背被害人的意思,或對於無抗拒力之人或不知抗拒之人,或利用有一定權勢之關係機會,或施以詐術等」對被害人進行性交或猥褻等行為。

一般人士比較不熟悉而容易越界的是所謂「利用權勢機會性交罪」。按刑法第228條第1項規定,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猥褻者規定雷同只是判刑稍輕。

黃育彬律師在台灣法律網上提及有人認為「利用權勢或機會性交或猥褻」,應該是屬於「身份機會犯」,如果行為人與被害人雖有此身份,但是是以積極的「脅迫」方法,達到性交或猥褻的目的者,應該以處罰較重的「強制性交罪」論處(第221條)。

我想,在教會或學界比較少出現激烈暴力、恐嚇的方式脅迫對方就範,但是利用權勢身分機會而達到性交的情形是比較容易出現。

刑法第228條法律的立意在防範權力、身分、地位不均等情形下,所產生不當的性行為。例如上司對下屬、長輩對晚輩、幫助者對被幫助者,強勢者不須用明顯的肢體或語言的脅迫,只要利用身分地位給他/她的機會,在上者就能讓在下者屈從,包括性交。

法律是社會上最低的道德要求,所以一般專業的要求會比法律還高。按美國心理學會對會員的規範,心理師不只不能和當事人發生性行為,甚至感情關係的發展,也要治療關係終止後兩年才能進行,否則若有人知悉,通報倫理委員會,可能會被吊銷執照。此一措施也是要避免心理師利用優勢地位與求助者的脆弱發展感情,以保障不明就理的求助者。因此,在權勢不均的狀況,不當的性行為,是沒有所謂兩情相悅的藉口,因為優勢者有較大的責任避免對弱勢者的剝削行為。

教導自我主張與保護能力
另外,有時男性容易有個藉口,認為女性說「不」是口是心非,或只是矜持,需要稍加勉強,事情才能進行。而華人社會對女性的教育多以順從為主,特別是對認識或有權勢者,而很少教導女性學習說「不」。平常就沒有機會說「不」,在關鍵時刻能委婉說「不」都已經很不容易,在驚嚇之餘未能反應更屬常見。但許多男性或強勢者在慾望高張時,常忽視女性或在下者這些消極抵抗,或遲疑的訊號或線索,而繼續貫徹其意念。

固然,刑法第228條提醒了有權勢者,對自己權力地位的使用需更有自覺。但在華人的家庭、學校、與教會中,我們更需要教育我們的下一代,保護自己是自我的責任,對在上者不只要能說「是」,更要能清楚說「不」,如果平時就沒有這個勇氣與習慣,在敏感的時刻如何能說得出口呢?有自我主張的能力,才能比較有效的自我保護。

如何達成修復與和解
柴遠事件除了是否違反性自主的認定不同之外,還有另一個問題要解決。雖然柴玲表示自己是根據馬太福音十八章15至19節所描述「關於信徒修復的三個步驟來處理對遠志明性侵的指控:單獨見面、帶證人見面、結果沒有達成和解的第三步是要把事情交給教會。」但是從遠志明一方如何能相信她是真心想達成和解,修復關係,而非在單獨見面時的承認,變成日後把柄了呢?

因此這類事件的承認與和解,通常需要認為自己是受害的一方,主動提出足以讓對方信賴的保證,如不再追究並守密,並有人公證之下,簽署有法律效力的同意書,才比較可能達成;否則很難在只有當事人的單獨見面,且無任何保證,特別是對被控訴一方沒有任何的保護措施下,讓對方願意認罪。因為沒有足夠的安全感,人會怕若承認是步入對方的陷阱,而不承認則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至少有五五波的贏面。所以即使是真有其事發生,除非保護措施考量夠周密,足以取得冒犯者的信任,否則按常理人是不會輕易自曝其短的。

調解與調查的講究
最後是調解與調查的講究。從2009年柴遠開始的通信,至2011年11月的雙方見面,都未能達成共識。於是在2014年6月24日雙方各邀請一位牧師陪同在波士頓兩人對證。

當天會談結果,兩位牧師卻傾向接受遠志明的說法,對柴玲極為不利。但是兩位牧師的說詞,例如柴玲的記憶力可能缺損,難以共事,沒有對遠志明的細節提出異議;遠志明態度謙和,是新造的人,而且已經認罪悔改種種,不但於事無補,模糊焦點,恐怕更是火上加油。而且他們所說這些柴玲回憶上的瑕疵與情緒上的激動,有時反而受害者常出現的狀態,特別是當他們覺得不被理解,而一時還反應不過來,常有的又急又氣的表現。

通常這類事件,雙方各執一詞是當然的現象,因此調查和了解,就要從雙方陳述不一致之處的內容與過程再深入細究下去,以判斷是否有人說謊,或只是各自提供片面的真實,好讓浮現的資料更接近原貌。以2014年6月24日一次的匆匆會面,要妥善處理如此敏感微妙又複雜的問題,下正確的判斷,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務。而二位牧師在未經雙方同意下在媒體披露二人的見面紀錄及談話細節,這在倫理上,恐怕也有不妥之處。

2015年2月10日,有18位華人教會牧者連署發佈《18位華人教會牧者就柴遠事件致海內外華人教會及公眾信》,指作為當事人之一的遠志明牧師,以及遠牧師所屬的機構「神州傳播協會」和遠牧師按牧委員會,一直沒有任何公開的回應。同月23日「柴遠事件獨立調查委員會」發佈《關於“柴遠事件”的調查報告》。這個調查報告除了柴遠事件外,還有另外其他三件對遠志明不當性行為的指控。這個調查報告,比較大的缺陷是只有控訴者一方的陳述,而無被控訴者的回應與陳述。我們不知道是調查小組未能聯繫遠志明,或是遠志明不願接受調查。但只呈現一方的資料,對另一方是比較不公平。

妥善調查也能帶來療癒
在台灣,調查小組通常會邀請雙方機構的代表,及公正有專業背景(如法律、社工、心理等)的第三者,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事先由雙方提供資料,或收集相關資料,讓參與調查者過目。接著,讓雙方分開調查,有足夠的時間陳述與接受詢問。再就雙方有疑義之處,請他們邀請一、兩位證人出席,接受小組詢問。最後,再讓雙方分別就對方的說法和提供的資料證據,進行說明或解釋。

而在這整個過程,不會讓雙方有碰頭機會,全程有秘書聯絡各方,安排調查時程地點,紀錄錄音,騰逐字稿,並做檔案的管理及保密。當資料收集完畢,小組把過程、內容、結論、建議寫成報告後,會呈交被控者所屬機構,由當局決定如何處置。

很遺憾華人教會界發生這樣的事情,但是妥善的調查本身,也可以是一個療癒的過程。對申訴者,她能說出來,聲音被聽見,得到應有的尊重與接納,就是一個療癒過程的開始。而對被控訴者,好的調查,也應該是個療癒的開始,若無罪可提供辯駁的機會,還其清白。若有過,也可幫助其釐清、了解及接納本身的動機與行為,正視自己的善與惡,負起當負的責任,好在主裏重新做人。

若有信心,我們應該可以相信,神的拆毀是為了更美的建造。只有這樣的信心,才能使教會能夠依靠主面對人的黑暗面,而能站立得住。這豈不是基督信仰的本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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