曬穀場上的主日崇拜─蘇格蘭宣教士鄧世光那些年在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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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世光牧師攝於在愛丁堡服事十年的教會。(照片皆由鄧世光牧師提供)

◎鄧世光口述/郭怡君翻譯整理

我叫鄧世光,英文是Ralph A. Dunn。當初取中文名字,Dunn聽起來就是「鄧」,所以直接成為我的姓,可是Ralph中文不好翻,所以我曾經找了一位牧師幫我取名字,他翻聖經,看到耶穌說:「我是世界的光」,於是我就成了「鄧世光」。

我在蘇格蘭牧養的教會叫做Wilson Memorial Church,教會設有食物銀行,分送食物給需要的人。我在這個教會已牧會十年,今年聖誕節就要退休了。

遇颱風七天船程變三週
回想1971-1977年,我受內地會差派到台灣成為宣教士,到台灣前,我先到新加坡接受內地會主辦的三個月中文訓練,再隨貨船到台灣。當時因遇到颱風侵襲香港,船隻在香港外海暫停,上下撼動的船變成左右擺盪,我暈船得很嚴重。

我們的船在香港停了兩天,另一個颱風卻往台灣行進,於是船改道行駛到菲律賓避難,後來行經大群島中間的小島群,由於受到無數島嶼的保護,海面一片寧靜,我們紛紛平躺在甲板上享受這份平安。

後來一離開小島進入深海大洋,靠近台灣時船又劇烈擺盪了起來。就這樣,從新加坡到台灣七天的船程變成了三週,我們終於在1971年八月8日抵達基隆。

原來中文可以這樣用!
台中(1971-1974)
我的第一站是台中,當時住在雙十路附近的Hsin Hwa Lu(興華路),對面有個職業學校(光華工職)。我落腳的第一個信義宗教會,牧會的張牧師告訴我:「你在台灣沒有家,讓我們作你的父母親吧!」張牧師的女兒張桂越教我注音符號,我的中文因此進步不少。每個星期天我也會在家附近舉辦花園主日學,常和學生用英文聊天。

有一次,有位學生教我與鄰居攀談的秘訣。他說,除了說:「Hello,你好!」還可以問:「你到哪裡去呀?」我說:「鄰居正要回家,還用問他去哪裡嗎?」他解釋這個問題可以被理解為「剛才去了哪裡?」而非「你要去哪裡?」原來中文可以這樣用!

一年後,我搬到台中南區,在當地人的協助下,我以羅馬拼音寫成講稿,開始用中文講道。我用中文對小孩說話或許還可以,對著成人講道壓力就好大。雖然如此,有人告訴我:「我幾乎忘記你是外國人了!」這句話給我很大的鼓勵。

到台灣一年後,英國總部提供一部行動書屋改裝車(Book Mobile),有半年時間,我開著這部書車每週日進教會推銷,用破爛的中文說:「遮本書很好,折本書哼有意思。」週間我們則到公園讓大眾來看書買書。有了這部車我們也有機會旅行,經過中橫到花蓮,南下到屏東又繞回西部。

1971年越戰還在進行,中南部沿海地區設有龐大的美軍空軍基地,很多美國人都來到台灣。美國人不會中文,所以只要我開口說一點中文,像是「多少錢?」「太貴了!」就馬上得到很大的鼓勵,說我中文很好,所以某方面美國人也是幫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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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世光每週開著行動書車到教會及公園分享書籍刊物。

以球會友打成一片
左營(1974-1975)
我們搬到左營的第一天,有個婦人拿著熱茶來給我們喝。雖然有的鄰居對於我們的身份還有疑慮,但市場附近和購物區的居民大都很友善,我們很快就認識了每個人。

我用腳踏車載兩個小孩出去的時候,金髮碧眼的小捲毛娃娃總會引起群眾的好奇和驚嘆,人們常問:「哇!自然的嗎?」我們的「洋娃娃」小孩成了破冰利器。相較於兩個金捲毛小娃娃,我和我太太安(Anne)變得很不起眼。

當時很多西方人似乎給台灣一個強勢印象,象徵著強權(super power)和優越(superior),但或許我們流露出的不是這樣的態度,那些對外國人有疑慮的鄰居也漸漸和我們打成一片。

到台灣前,有人提醒我台灣人都很會打桌球,所以我在英國臨時學了桌球。我用桌子和木頭拼裝了一個乒乓球桌,學生下課後會到我家院子打球。我的兩個小孩每天在乒乓球桌下爬來爬去,學生也會抱小孩玩,一片歡樂。

台灣人常笑我們,因為氣候的關係,在寒冷的蘇格蘭只有一個小孩,到溫暖的台灣一下就孵出兩個來。這兩個Made in Taiwan的小孩是先學會說中文才會說英文,有一次我聽到他們用中文吵架:「這是我的,不是你的!」我們夫妻在旁邊偷笑。

在左營時,我的家就在營區隔壁,我們會隔著矮牆和營區阿兵哥聊天,阿兵哥也常靠著牆看我們和小孩在院子打球。院子裡有傳統的汲水器,颱風後斷水的時候,鄰居們會來我家打水,能幫幫他們真的很好。我們也曾和軍人做朋友,希望我的外國身份沒有帶來麻煩。

成為全校唯一外國學生
台南(1976-1977)
回蘇格蘭述職一年時,我決定做學生事工,當時我年約三十,為了向學生傳福音,我決定成為一名學生!返台後,我搬到台南,首先在St. Michael’s Hostel照顧一群學生,交了好朋友Jeremy和Daniel。後來我在成大圖書館旁邊租了房子,會帶小孩去圖書館附近玩,那邊有很棒的草地和小水塘。

在成功大學歷史系讀書時,我成為全校唯一的外國學生,一走進教室,四十四對眼睛同時轉向我。我修了中國通史和中國現代史兩門課,有一個鄉音很重的老師很嚴格,常抽學生起立答題,學生都很怕。因為我寫中文像刻字一樣很慢,學校特許我用口頭報告的方式考試。

用中文報告實在是很恐怖的經驗,我報告了「太平天國」和「鴉片戰爭」兩個題目,把自己的國家英國痛罵了一頓。結業時,我得到證書和12個學分,回英國後,學分竟然被承認,使我可以繼續大學學業,讓我很驚喜。

1976年,鄧世光坐在成大歷史系大一教室中。

1976年,鄧世光坐在成大歷史系大一教室中。

台南海邊留下宣教腳蹤

當時的台灣人只要看到白皮膚的洋人,都認為是美國人,若還要解釋自己不是美國人,而是英國人甚至是蘇格蘭人,就會把台灣人搞得更迷糊。當時台灣人觀念中的「美國人」等於「超人」也等於「有錢人」。去學校註冊時,辦公室的人還說我一定是太謙卑了,應該做老師,怎麼會做學生?我是宣教士,不是牧師,不過人們還是堅持叫我「鄧牧師」,我只好任憑他們了!

在台南海邊一個以民間信仰「跑過炭火」聞名的村莊,每個星期我都會逐家探訪,邀請人來參加星期日下午的主日學。聽說五○年代時,美國宣教士曾被當地人丟石頭,但到我去的時候,他們已經能接納我們。只是一開始的主日學就有上百個孩子來參加,幾週後家長警覺到我們是基督徒,就禁止小孩來參加,來的孩子們突然只剩十二個。不過沒關係,我們還是有個小組,可以照常聚會。

有一天,我敲門拜訪一戶人家,女主人告訴我:「我本來是基督徒!」但是她嫁給了佛教徒。後來我們每週日在她家三合院的曬榖場上舉行主日崇拜。在我離開台灣前,這個村莊已經有兩個這樣子的「三合院教會」(我稱之為Christian House Groups),實在是奇妙。

鄧世光於台南濱海村莊,與提供自家三合院作為教會的夫妻(前排左一、左三)合影。

鄧世光於台南濱海村莊,與提供自家三合院作為教會的夫妻(前排左一、左三)合影。

入境隨俗生活簡樸
我曾全家五口騎一輛摩托車外出,旅途中在一個上坡因重心在後而翻車,我和太太的腳都被排氣管燙到。太太三度灼傷被送去彰化基督教醫院,一個美國醫生幫她清理傷口後包紮,連同醫護人員一起為我太太禱告,結果她的腳奇蹟復原,一點疤痕也沒有留下。倒是我,可能沒有人為我禱告,後來傷口感染發炎,還留下疤痕。

我的摩托車前面有擋風板,但摔一次壞一次,後來乾脆不裝了。有鄰居問我為什麼不買車?我說買不起,他不相信,認為外國人應該要很有錢。事實上,內地會的哲學是要求宣教士的經濟維持在基層公務人員或小學老師的水準,也以此為標準付給我們薪資。

每三個月,我們就從台北總部拿到足額的米飯、糧食、電與瓦斯費補助;依據全球的奉獻總額分配,有時候還會有些零用金,讓我們可以買衣服。當時的台灣人都是以腳踏車和摩托車代步。但很少人擁有私家車,一條巷子裡若有人買車,別人也不一定會買,因為巷子裡的第一部車會讓鄰居「丟臉」,我的朋友Steven曹這麼告訴我。(1988年我回去時,大家似乎都有車了。)

入境隨俗的鄧世光一家,在台灣的交通工具就是摩托車。

入境隨俗的鄧世光一家,在台灣的交通工具就是摩托車。

讀宣教傳記內心火熱
回想我十八歲時,才剛信主五個月,當時我在倫敦工作,和一對基督徒夫妻住在一起。晚餐時,這對夫妻常常講起中國的故事,我很害羞,總是靜靜吃著自己的飯。一天中午,我忽然有感動跑去圖書館,開始找有關中國的書想研究。

直到生命中的關鍵時刻迫近,某日我受到一個內地會的聚會消息吸引,聚會當中,我聽著香港、吉隆坡、中國等各地宣教士分享。年輕的我沒有多想什麼,結束時就走向前說:「我想上帝正在呼召我去中國。」

有位宣教士告訴我,我應該要去讀聖經大學(Bible College),但我想我並不是很聰明,不是很會讀書,內心很驚惶。後來他給我兩大冊英國人戴德生(Hudson Taylor)的書,我一讀,心裡就好像有火在燒,彷彿得到了上帝的印證。

後來我和同樣關心華人的女孩Anne成為夫妻,一起去格拉斯哥讀了兩年聖經學院,又一起回到倫敦總部受差派。填宣教工場志願時,我填的不是國家,而是「華人」,所以本來我是被指派到馬來西亞服事,出發前三個月,卻收到倫敦總部一封信,轉差派我到台灣。

想念台灣人的親切友情
聽起來或許有點愚蠢,但我是在毫無準備下到台灣的。即便如此,真高興我們去了,雖然台灣的「熱」和「蟲」,讓我們覺得很苦,但台灣人的親切好客幫助我們很多。畢竟我們沒有住在「美國城」或「小英國」這樣的地方,而是和台灣人生活在一起。

說我在台灣生活這段日子,是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光或許是誇大,畢竟要面對好多的困難挑戰和健康問題,但那真是一段非常特別的歲月,我的心裡充滿感恩。

1988年,我回到台中,好想回去找我以前住的地方,看看老房子。我找到以前的教會,卻找不到以前住的房子,1971年,我家對面的職校兩側都是空地,到了1988年,那些空地已經蓋成高樓,彷彿我已經離開了好久。

現在我好想找到以前的朋友:Jeremy、Daniel、Steven曹,以及以前成大歷史系班上的四十四個同學。我也好想念一起打桌球的那些學生,想問問他們:“Remember me?How did I change your life?”(記得我嗎?我如何改變你們的生命呢?)我很想知道那些孩子,若回想起當年那個擁有乒乓球桌的外國人,會想起什麼?

福音就是與人成為朋友
我在台灣時,台灣人口是一千六百萬,我可以在街頭巷尾和市中心自由步行,現在聽說已達兩千三百萬,難以想像。內地會在1862年剛創會時,刊物被稱作《China Millions》(中國數百萬),1949年已演進成《East Asia Millions》(東亞數百萬),現在則是《East Asia Billions》(東亞數十億),看這成長有多大呢!

其實到如今,我都不是很清楚神要我去台灣的目的。我有時候會跟主禱告:「主啊,請給我們福音的機會!」有時候我也很挫折,跟主說:「我是不是不該來?」「為什麼不差派更聰明、受更高教育的人來呢?」「台灣本地人做得都比我好啊…」即便如此,我知道我的工作就是生活在台灣、撒種在台灣。

為了認識學生,我成為學生。我沒有刻意發給學生福音單張,但是在生活中分享信仰。有一回,我為了作業和同學們討論什麼是「道」,我說:「耶穌就是道。」大家也各自交流想法。在我的觀念裡,福音就是生活,就是與人成為朋友。

今年退休後,我會到俄國一陣子,無論我去哪裡,心裡總是常常想起台灣。願神祝福台灣!

後記:鄧世光牧師說,他常常想起台灣,這是真的。因為我就是在愛丁堡的日本教會,聽到他講道提及台灣,才知道他年輕時曾去過地球另一邊當宣教士。

鄧牧師來到台灣時,是在美國文化於台灣大顯優越的時代。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他於該年抵達台灣。當時台灣受到美國軍事庇護,走來走去都被當成「美國人」的他,見證了當時獨特的台美情勢,也常常得澄清自己不是美國人,而是英國人。

然而這些對他而言都不是挺要緊。以一顆單純想認識台灣和台灣人的心,加上蘇格蘭人獨特的幽默特質,鄧世光一邊努力學習中文,一邊以開朗的態度與台灣人相處。他感謝神使自己的好奇心成為福音機會,也笑稱「得了美國人的好處」。

七○年代同時也是台灣技職教育蓬勃發展的時代,鄧世光在台中興華路居住期間,和當時附近的光華工職學生以英文聊天,學生還教他如何與本地人溝通,顯出一派自信大方。

鄧世光在台灣期間,依據主計處統計,台灣私家轎車的數量從1966年每千人3.4輛,到1976年每千人7.7輛,到1981年已上升至19.4輛。依此規模,城市道路也重新規劃,難怪鄧世光在1988年回台中時,再也找不到台中老家的寧靜小巷。(經查興華路後來變成了進化路497巷,又於2015年更名為育隆路)。

究竟,神為什麼要派鄧世光在七○年代造訪台灣呢?鄧世光謙虛地說:「我是去配合台灣教會的工作。」依據內政部在1978年表示,台灣地區的神壇、寺廟有八千多座,比村里數還多。這個數字是否反應出當時台灣人心對於信仰的渴慕呢?

鄧牧師跟我說,他在台南海邊村落,曾和一位美國宣教士為赤腳踏過炭火的乩童禱告,並且挨家挨戶敲門傳福音,不但找回了主內姊妹,帶給許多孩子歡樂,甚至促使具時代與地方特色的「三合院教會」相繼成立,這一切都顯出了他愛神愛人的心。雖然他還是睜大眼睛笑著說:「到現在我還是不太知道,神為什麼要我去台灣呢?」但我們知道,一切都有神的安排。(郭怡君採訪整理)

現在的鄧世光牧師,在教會辦公室會拿出當年的台灣地圖仔細研究。

現在的鄧世光牧師,在教會辦公室會拿出當年的台灣地圖仔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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