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受苦要有人陪伴 找出生命意義
曾經在彰化基督教醫院和馬偕醫院擔任社工，以及安寧療護基金會執行長的張嘉芳，曾關心燒燙傷病患、安寧療護和器官捐贈三個族群。她用「苦難的出路──安樂死？」為題表示，過去在推動安寧療護的時候，常會問大家：「你贊成安樂死的人請舉手？」很多人都會舉手。「為何要安樂死？」很多人回答：「因為太痛苦了！」有一次她問一位阿公：「從少年到現在，最痛苦的事是甚麼？」沒想到對方的答案是：「失戀！」年輕時的失戀，讓他非常痛苦。但她開玩笑的問說：「如果他的孫子因為失戀到想要去死，可以嗎？」
人為何受苦？她有一位好朋友，家裡只留下一張全家福。因為她朋友幼年時，父親就車禍過世；而這位朋友的哥哥結婚不久，在孩子才三個月大，也車禍離世。隔年，朋友的弟弟也因為與人發生衝突過世；前幾年，朋友的母親過世時，她也參加。在回顧朋友母親的一生，讓人非常感慨，為何有這麼多苦難？我們雖無足夠的經驗和資歷來回答這個答案，但這確實是我們一直思考的課題。然而當我們受苦時，只能選擇離開、死亡嗎？或是家人陪伴時，只能眼睜睜看他們受苦而束手無策嗎？
她在安寧基金會工作的時候，一直被教導「反對安樂死」，如果痛苦可以有效的解除或緩解，為何要安樂死？人對自己的生命是否有決定權？我們必須回到信仰價值觀來看「生命」。所以，在苦難中，有人陪伴支持是很重要的。過程中，很多人會想「為何別人都很順利，我們家會遇到這樣不好的事？」我們可能很難懂上帝的旨意是甚麼？我們在找尋原因理解、看見意義價值，也是非常重要的。當人在快過世的時候，根據研究這是靈性成長很大的可能時間，也會發展出堅強的意志或動人的故事。但沒有人追求死亡，也沒有人是想要「經歷苦難」而活著。問題是，遇到苦難時怎麼辦？
張嘉芳說，她曾接觸一個太太，先生無預警地腦死，在協助器官捐贈過程，這位太太從情緒大爆發到後來同意，最後有感而發地說，自己的先生已經成為天使了。上個月，這位太太小兒子又車禍過世，她前往關心，沒想到這位太太也同意小兒子做器官捐贈。也就是說，這位太太已經找到生命存在的意義，就是在一個人生命結束時，也能幫助別人。
從信仰看 人對生命有「所有權」？
她說，人有身體、心理和靈性上的痛苦，是否為不可逆且無法回覆、是否有有效的緩解方式？如果有，會是另一個選擇嗎？人是否對自己的生命擁有「所有權」？答案最終仍然要回到自己信仰、價值觀上的選擇上。
張嘉芳提到，安寧療護是肯定生命，並視死亡為一種過程，不加速死亡亦不減緩死亡，解除疼痛及其他令病患不適之症狀。整合身心靈之全人照顧，儘可能協助病患生活正常直到死亡的一刻；幫助家屬面對病患疾病及死後悲傷。她曾經與一群弟兄姊妹陪伴一位姊妹最後臨終的過程，與對方說話，看見對方沒有插管，在「自然死亡」的時間離世，「自然死亡」時間是上帝給的時間，而不是人去操作的。
她說，2000年立法通過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和安寧療護不同，適用於末期病人，在最後呼吸心跳停止時，可以不急救，但是若已經插管就不能拔掉。經過第三次修法，2013年通過，只要一名家屬簽字就可以拔管。一月6日上路的「病人自主權利法」，首要條件是具有心智能力健全的人，經過預立醫療照護諮商過程，做出預立醫療決定，選擇自己未來是否接受或終止延長生命的治療，包括心肺復甦術、機械式維生系統、血液製品，為特定疾病而設之專門治療，或重度感染時所給予抗生素等，還有人工營養和流體餵養等。
病人自主權利 不加工延長生命
張嘉芳指出，從「安寧緩和醫療」到「病人自主權利法」，是完全不同的內容。過去「安寧緩和療護」只適用末期病人；但是「病人自主權利法」，可以讓人在意識清楚時，可以先思考未來自己若成為末期病人，或是不可逆轉昏迷、永久植物人、極重度失智或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的重症等情況，決定接受甚麼治療，先留下註記，成為合法文件。一旦有一天意識喪失，自己無法做決定時，代理人或家屬可以根據我們先前的決定來在做決策。
她說，「安樂死」是他人為患者施以足以致命之藥劑，等於是「加工縮短生命」。「協助自殺」是由醫師提供致命的藥劑，由病人服用，傅達仁在瑞士採用這種。上述兩種實施的國家不同。「病人自主權利法」談的是可以「拒絕醫療權」，醫師尊重病人意願，不強加醫療措施延長生命，讓生命回歸自然善終，等於「不加工延長生命」，在歐美各國普遍承認的普世人權。她也表示，我們不必等到最後，時間不夠來不及思考；有機會思考和練習，讓自己更清楚；有機會事先和家人溝通討論。
見父母病痛死亡 醫師走出意外人生
她也提到，目前在樂山療養院的院生，是心智障礙者，無完全行為能力者，無法有效落實預立醫療權利行使，他們對未曾經歷的事情不易理解，活在當下沒有過多與無畏的擔心，而且家庭支持隨年紀增長愈趨薄弱。如果，有一天樂山服務對象罹癌，該怎麼辦？如何告訴他，化療是為了他好？如何讓他理解？上帝對我們也有類似的感受嗎？人為何受苦，背後的意義是甚麼？這也是我們要更多思考的。
從馬偕醫院到嘉基，在婦產科執業30年的江盛主治醫師，談到在他回嘉義，陪伴洗腎長達六年的父親到過世，父親最後說：「活著很辛苦。」而罹患巴金森氏症的母親，之後也癱瘓。她母親進入安寧病房時，雖然打止痛藥，但仍感到疼痛。他開始思考，他有無愛他母親？到底死亡是甚麼面貌？醫療人員要如何對待末期病患？過程中，他母親也打抗生素，也打點滴、貼片…很多無效醫療，還是要做，後來他母親也過世。
他也在思考，自己事業最高峰時退下來照顧父母親，到了他這一代呢？於是他進而研究死亡問題，以了解先進國家如何走到安樂死？在他過去受到的醫學訓練，和看見的過度醫療、無效醫療，甚至防衛性醫療，都是拉長死亡之路。相較於生命的延長，生命品質是不是也需更多的重視？當我們坐在教堂時感到很溫暖，一面牆是法律、一面牆是宗教、一面牆是倫理、一面牆是文化，四圍保護我們；但是當我們處在地質不穩的台灣，若遇到地震或水災等自然災害，唯一的出路在哪裡？生病、死亡難道不是我們身體一部分？但是當我們覺得身體已不堪居住的時候，難道沒有出路嗎？這也是面對死亡，值得深思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