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時被遺忘的故事—基督徒革命家劉靜庵

Woman praying and free bird enjoying nature on sunset background


◎陳泳智(台灣神學研究學院道學碩士班學生)

十九世紀末,中國滿清政府腐敗,民不聊生,以致有志之士發動革命,經過多次失敗,終於在1911年,武昌起義成功,建立民國政府。關於這段革命建國的故事,一般的歷史教材或著作,總會強調許多革命者是受過西方教育的青年。

然而,常被忽略的是,有許多革命者也接受了西方傳來的信仰─基督教。例如,興中會的主要領袖孫文、陳少白和鄭士良等都是基督徒;對武昌起義有關鍵性影響的日知會,則是教會的附屬機構。這些革命者的名字沒有被遺忘,但他們的信仰卻被忽略。其實,有許多人是本著基督博愛的精神而投入革命。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首推日知會的首領─劉靜庵。

基督徒革命家劉靜庵_2

劉靜庵(來源維基)

革命初試
西元1875年,清光緒元年,劉靜庵出生於湖北潛江。成年後,他於1903年遷居武昌,並加入湖北新軍,擔任軍官黎元洪的書記。劉在軍中循規蹈矩,勤於操練,有閒暇時則向士兵灌輸民族大義思想,頗得行伍同袍信任。同一時期,亦有張難先、胡瑛等革命黨人加入新軍,在軍中秘密散播革命思想;劉可能在這時期聽聞革命運動並與黨人結交。

1904年,劉靜庵夥同胡瑛、張難先等人在武昌成立革命組織「科學補習所」。補習所對外宣稱研究科學,但會員們暗中心記「革命排滿」為他們真正的宗旨。是年秋,補習所與另一個革命組織華興會結盟,準備在農曆十月十日慈禧太后誕辰時起義。後來卻因走漏消息,導致官府搶先派兵搜查補習所。幸好劉靜庵及時獲報,立即銷毀所有文件名冊,並通知同志逃命,最後官府的搜查一無所獲。

事後,科學補習所被封,其革命活動遂告終止。同時,黎元洪截獲華興會黃興寫給劉靜庵的信件,得知劉參與革命活動,於是私下囑咐他託病退伍離營。

日知會傳播革命思潮
1905年,劉靜庵離營後,受到武昌聖公會胡蘭亭牧師的邀請,擔任日知會司理,同時兼任文華學院的漢文教習。日知會原是聖公會附設之閱報室,提供各種新聞雜誌和新書,任人閱覽,目的是為了傳播新知和開通民智。劉在會中負責管理和招待,他也在這時候受洗成為基督徒。

這段時間,先前失散的科學補習所成員,也逐漸重聚於日知會。不久,劉靜庵向胡牧師提出日知會的轉型計畫,他說:「國勢成岌岌矣!公中國人,當不忍其淪胥。下走愚妄,竊願藉此謀革命以救國,公能許我乎?」胡牧師答:「國危至此!尚何所顧慮?願與君共為其難,即如君言,弟好為籌畫也。」於是,日知會名稱不變,但轉型發展革命,大肆宣傳革命書刊,如《警示鐘》、《猛回頭》及《孔孟心肝》等;同時也在每星期天舉辦公開演講,闡述世界大勢、本國危機和救危之道。

日知會在劉靜庵的領導下,吸引許多軍、學兩界的人士入會,會員曹亞伯曾記載其盛況,「日知會極形發達,每逢禮拜假期,至日知會閱書報者更多,兵士學生,習以為常……軍學兩界入會者,數約萬人。」同盟會范騰霄描述來聽演講的人數眾多,「聽眾至不能容膝」。在這盛況中,心中暗藏革命之志者日漸加增,「革命思潮,遂遍播於江漢軍學界」。於是清政府的湖北新軍中,越來越多士兵和軍官傾向革命;一股隱藏的力量正在醞釀,等待發揮的時機。五年後,1911年十月十日夜晚,潛伏在新軍內部的革命黨人終於發動攻擊,敲響了清王朝的喪鐘。

被捕入獄
時間回到日知會轉型後一年多,1906年末,湖南有數萬名有組織的礦工,在同盟會間接影響下,自行發動起義,範圍遍及萍鄉、瀏陽和醴陵三地,史稱萍瀏醴起義。當時劉靜庵接獲消息後,準備號召日知會成員響應。不料,日知會未及出動,起義軍已被清軍擊潰,這場起義遂告失敗。後來官府緝拿相關革命黨人,不久即逮捕劉靜庵、張難先、殷子衡和其他日知會幹部。

官府審訊劉靜庵後,立即判他死刑。行刑前,聖公會美籍吳德施主教(Bishop L. H. Roots)與孟良佐牧師(A. A. Gilman)緊急致電美國公使樂克希(W. W. Rockhill),請他出面向清政府交涉,結果獲得北京正面回應。是年底,清廷要求湖北總督張之洞對此案「從緩辦理」,於是,劉被改判無期徒刑。

1907年初至1911年,劉靜庵在牢裡度過人生最後四年的時光。他沒有因此中斷革命事業,在獄中仍秘密組織中華鐵血軍,與在外革命黨人互通消息。信仰方面,雖然他飽受折磨,但也沒有因此失去對上帝的信心,反而更表現出真實的信仰生命。在獄中,他每天讀經禱告,也傳福音給其他獄友和獄卒等。

獄中病逝
主後1911年六月十二日,約是武昌起義前四個月,劉靜庵病死於獄中,享年36歲。許多獄友為他撫屍痛哭;聖公會多位牧師一起來為他收殮。他的母親趕到獄中時,看到一具瘦骨如柴的軀體,頭髮和鬍鬚都已斑白,竟不相信那是她的兒子。民國十七年,湖北省政府將劉靜庵公葬於武昌東郊伏虎山,並為他立碑以為紀念。

身在縲紲 心在天堂
劉靜庵從小受儒家教育薰陶,而且喜歡老子和佛教的學說,他的成長過程可能極少受到基督教影響。直到30歲那年,他任職於日知會時,才受洗成為基督徒。

從劉靜庵受洗之後,一直到被捕入獄之前,大約一年多的時間,凡有關於劉的記載,總是著重於日知會的發展,少有關於他在信仰方面的紀錄,所以我們難以得知他在這段時間的信仰見證如何。

但以筆者目前所能找到的史料,仍有兩個可以旁敲的線索:第一、日知會員曹亞伯曾提到「每逢禮拜假期,至日知會閱書報者更多,兵士學生,習以為常,因而做禮拜作基督徒者亦不少。」由此可見:劉靜庵除了宣傳革命,也傳揚福音,領人歸主,並非只單做革命工作。

第二、有一次劉靜庵去拜訪好友張純一,這拜訪令張感到驚奇,「劉君敬安至余家,略敘數語,仆驚其學識之猛進,知由基督教陶成之。」可見當時基督信仰的確改變了劉的生命,使得他的老朋友都覺得士隔三年,刮目相看。

劉靜庵被捕入獄時年約32歲,當時他受洗未滿兩年。他被審訊時飽受酷刑對待,「藤條笞背一千四百下,血肉橫飛,肉盡骨見,死而復生者數次」。有人用白布為他擦去背上的血;劉看到那塊血布,就在上面題字,「汝(指血布)實為吾患難中之紀念品,而亦實吾紀念主恩膏之一要件也。」

這對革命黨人而言,是相當奇特的想法,因為其他人通常會表達他們的犧牲是為了民族大義,如林覺民在〈與妻訣別書〉中提到他的犧牲是為謀天下人的幸福;而另一位革命黨人朱松坪將被斬首之時,就喊著說「革命黨的血,是灌溉漢人自由的肥料,殺我是求之不得的。」但是,劉靜庵卻將為革命所受的苦連結於信仰,將之理解為靈命的操練,是「紀念主恩膏」,而非關聯於民族大義。

此外,劉靜庵也曾作詩一首,抒發獄中受苦的情懷: 基督徒革命家劉靜庵_3
向前已是慘淒極,那信慘淒更有深。六月霜雪河海凍,半天雲霧日月昏。
中原有士兆民痛,上帝無言百鬼獰。最是達材須磨鍊,紅爐烈火煉精金。

可見劉總是將受苦與信仰連結,視為上帝對他的磨練,如同烈火煉精金一般。

1908年春,日知會員殷子衡移監至劉靜庵的隔壁房。殷每天晚上都會聽到劉唱詩和禱告的聲音,殷就去問他為何事禱告,劉回答:「予持耶穌之名,求救中國之苦,身在縲紲,心在天堂。」劉本是日知會員中受刑最重的,卻能因基督信仰而心境開闊。劉的這番話不知何故,竟讓殷聽得心中忐忑,覺得悲痛難耐。

獄中慕道班
隔日,殷子衡再去找劉靜庵,請教他關於基督教的種種疑難。劉在答覆問題之餘,也積極向殷傳福音,過程就好像在教會上慕道班一樣,例如,劉對殷說:「上帝我等主,是無所不知的,是無所不能的,是無所不在的。做基督徒的人,第一要信聖父,第二要信聖子,第三要信聖靈……

除了基要真理的教導之外,談到革命,劉也對殷說:「你要趕快皈依基督。救了自己,才好去做那救人救國救世界的工夫……我們要想做真革命黨,就要先做真基督徒。因為革命黨就是要本著基督的博愛主義,為大多數人謀最大幸福呢!」這段話再次顯示,劉總是將革命連結於信仰。

其實,劉在信主之前就已經投入革命運動,當時他不可能「本著基督的博愛」,所以這應該是他信主以後,才對革命有如此新的理解。

劉靜庵繼續向殷子衡佈道一段時間,並將一本聖經和寫了十誡、主禱文和使徒信經的紙條,都送給殷研讀。殷研究兩三個月後,終於決定信耶穌。這是劉靜庵在獄中以個人佈道的方式,帶領殷子衡決志信主。

殷子衡信主後,劉靜庵在獄中除了個人靈修之外,就多了個小組聚會的時間。他們二人每日早晚「獄室裡禱告,先就同念主禱文,後由靜庵先生隨口領禱,或唱詩,或查經,或讀公禱文。」在每天的聚會中,殷子衡的信仰生命就得到了造就。後來,也有其他獄友,如歐陽澤垠,和獄卒潘季貞等人來加入這小組聚會。於是,在他們中間就曾出現以下這段有趣的對話:

歐陽問殷:信教的人,終日禱告不做事,糧食從哪裡?人不就要餓死。

殷回答:基督徒怎麼會不做事,十誡的第四誡說:六日以內,你當勤勞辦理你的一切事務。

歐陽又問:我們做事無愧良心就好了,何必要信靠上帝?

殷回答:人的良心好比眼睛,上帝好比太陽。只有眼睛沒有太陽我們是看不見的。人的良心,如果沒有得到上帝的真光照耀,一定也會有弄錯了的事。專以良心為標準是靠不住的。

歐陽又再問:人必須信靠上帝,才能做事不錯,這種道理我懂。又何必要靠耶穌呢?

殷答:人既有罪與上帝隔開了,就好像人在小時候,離開父親,寄居遠處…若想回家去,與他父親同住,必定要一個人作他的介紹。那個介紹人定是要從他父親家裡出來的,認識他,也認識他的父親…他如果誠心信靠那個介紹人的話,跟著他回家去,那個人必在他父親面前做中保…

這場對話顯示出殷子衡在信仰知識上的充足,能適切地回答歐陽的信仰問題。由此可見,殷向劉靜庵學習的這一段時間,他所受到的信仰造就,不亞於一般教會的基要真理班。

逼迫受苦成為靈命操練
殷子衡的靈命也隨著知識而成長,因為後來他在獄中遇到各種困難時,都能以深切的禱告來倚靠上帝,在聖靈的引領下渡過各種難關。此外,有一次劉靜庵生了重病,病到連便溺都無法自理,殷也甘願以服事主人的態度來照顧劉,為他處理便溺、痰瘀及嘔吐等穢物,甚至冒險與潘季貞協力偷運藥物來為劉治病。如此,成為基督徒的殷子衡,在自己的苦難中倚靠上帝,在朋友的苦難中幫助朋友。

總結這一段故事:劉靜庵在獄中帶領殷子衡信主,然後幫助他成長,教育他成為門徒,使他有佈道的能力。同時,上帝也做工在殷身上,使他的生命長出聖靈的果子(基督徒的品格)。劉靜庵與殷子衡,以及其他獄友和獄卒,或為初信者,或為慕道友,每天一起小組聚會,過著彼此相愛、相濡以沫的團契生活。這樣看來,劉靜庵在監獄所建立的,是一個具有敬拜、佈道、門徒訓練及團契等功能的小組─果真是「身在縲紲,心在天堂」。

信主之前,劉靜庵可能是為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負,投入革命運動;但信主之後,他對革命理解出新的意義,主張「想做真革命黨,就要先做真基督徒。因為革命黨就是要本著基督的博愛主義,為大多數人謀最大幸福」於是,效法基督變成他革命的理由;逼迫受苦成為他靈命的操練;坐困監牢不妨礙他傳揚耶穌基督。從他的信仰見證看來,他的殉道,也許不只是殉了愛國之道,更是殉了愛主之道。武昌起義成功的關鍵人物─劉靜庵,是一位為主而活、也為主而死的基督徒。

主要參考資料
何卓恩編,《殷子衡 張純一合集》,武漢市:華中師範大學,2011.7。
張難先編,《湖北革命知之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上中下冊。上海:中華書局,1930;reprint,上海:上海書店,1982。
賀覺非,《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2。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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