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跟隨基督 活出上帝子民的「王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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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主筆】面對2020年的大選,對部分的台灣人民來說,或許是一場攸關「台灣主權」的選擇,也可能是「對抗仇中」的平衡;但如果我們嘗試將兩者的焦慮就簡單地化約為「民主vs.經濟」,那麼將失去基督信仰在民主選舉活動中的超越性意涵。

在所有民主選舉的過程中,我們幾乎看不到一場沒有攻擊、批判的選舉。所有的支持者似乎都需要在一連串「仇恨動員」中,激發出人性內在對敵對陣營的厭惡感。就連參與在信仰實踐的教會現場,也擺脫不了「反面表述」的試探。

「敵人」是人類社會基本概念
20世紀德國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施密特(Carl Schmitt)為「敵人」這個政治概念,建構出一個學理的架構。施密特 在1932年寫成的《政治的概念》一書中指出,「敵人」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概念,無論時間、環境和世代的變遷,「敵人」仍然以不同形式存在。敵人作為政治學的概念,不是一個象徵性的具體敵人,而是任何可能導致實質暴力、戰爭、死亡的群組。

基本上,施密特的觀察相當容易套用在任何一個國家與社會的生存經驗中。但,也正是因為這個觀察所具有的普遍性特質,讓我們不禁反思「敵人」的存在,究竟是一種罪性的「必然」,還是生命的「必須」?

操練與仇敵「共同在場」
當我們從歷年來台灣大選的新聞來看,所謂熱心投入「參與社會」的教會路徑,大多是直接或間接地暗示哪一個候選人,或是政治主張比較符合信仰的價值;卻有可能忽略該政治人物或是政黨主張當中,不符合聖經真理的地方。為了凸顯所支持的立場或是人物,一定程度將對手視為違反信仰價值的論述,就是一個必然也是必要的過程。

然而,這種片面實踐「公義」真理的論述形式,僅僅體現了先知「批判精神」當中的一個向度;卻對於先知本質中的「受苦同行」缺乏應用的參照。

潘霍華,作為與施密特同一個時代的德國神學家,他過去被紀念與放大的,經常是對希特勒政權的批判;我們卻忽視了他在《追隨基督》中鏗鏘有力的「愛仇敵」論述。

潘霍華提醒我們,「愛仇敵」與「愛弟兄」其實沒有程度上的差別;甚至,「愛仇敵」正是「愛弟兄」的最佳體現。愛仇敵不是比彼此相愛更卓越的愛,愛仇敵乃是定義了「基督徒的愛」。我們只有透過與仇敵共同在場的操練,才能將信仰的實踐帶出來。如果「台灣的主權」或是「中華民國的榮耀」大過「愛仇敵」的命令,我們的公義就是一種選擇性的公義。

從舊約創世記所揭露的上帝開始,我們已經看到上帝作為「愛的原型」所開展出來的創造,始終帶著超乎我們所能想像的力量。上帝不僅僅進入這個混沌不明的狀態,甚至將祂在混沌中尚不完全的工作稱之為「好」。這完全不是一個對不成熟狀態的「正常」描繪。因為每一天在安息日來臨之前都還沒有創造完全,何以用「好」來形容每一個不完整呢?

活出上帝子民的「王國感」
我們在這個創造的時間序列中,看見一位進入混沌之中的上帝,也正是新約中「道成肉身」的基督。只為基督的終極實踐,不只是降生在混沌之中,甚至是死在混沌之中。並且,藉由祂的「復活」帶給每一個不敢死在混沌中的門徒們「一個確實且有力的盼望」!

今天的台灣教會,若要操練進入混沌不明的政治困局中,我們不只是闡述自己的立場所認同的真理,並攻訐自己所不認同的對手價值。我們更是需要有三一上帝在創造世界之初,所實踐出來「與惡 同行」的真理,並且進一步將聖子上帝在救贖行動中,所傳達出來「為惡受苦」的行動。

不論我們所厭惡的是「民進黨」、「國民黨」,甚至是「共產黨」,作為罪人的群體,始終都是基督救贖所要臨及的對象。不論將亡的是台灣的民主,還是中華民國的名稱,基督徒格外需要在「亡國感」橫行的當下,活出上帝子民的「王國感」。

學習跟隨基督 為惡受苦
儘管聖經如此啟示:「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約翰福音一章11節)但,基督的身份絕不因為一整個拒絕祂的世代而消失,基督與罪人同桌共席的行動,基督為罪人捨身受死的行動,都不是顯露出一種濃濃的「亡國感」鄉愁,而是淡定地以「愛仇敵」來顯明祂作為彌賽亞的「王國感」意識。

選舉即將登場,結果即將公佈;但這都不是一個開始,也不會因此結束。我們始終都在學習跟隨基督,學習「與惡同行」、學會「為惡受苦」。台灣需要的基督徒,不是為政治判斷選邊站的行動,而是拒絕散佈焦慮、仇恨、憤怒、失落的門徒。我們所信奉的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民主政治,更不會是共產主義,我們所信奉的乃是那位「與惡同行」、「為惡受苦」的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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