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藝術》出黑暗入光明─洗禮堂建築的復活意涵

圖1:義大利比薩聖若望洗禮堂


于禮本(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副教授)

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哥林多前書十五章14節)耶穌基督不同於其他信仰核心人物之處,除了超乎世人理解與想像的出生(童女馬利亞由聖靈感孕)、不同於人間君王生平的辛勞宣道時日,以及大異於英雄人物的屈辱受難犧牲之外,最關鍵的,便是祂的死後復活與升天。於是,復活節成為最重要的教會節期之一;在伴隨而來的各式儀典中,別具意義的則是洗禮的舉行:「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嗎?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羅馬書六章3-4節)

教父時代洗禮 代表進入救主國度
獨立的洗禮堂發展自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合法化的西元四世紀,幾乎清一色採用當時陵寢建築常見的中央式類型,多鄰近教堂或直接與教堂連結,且與教父安波羅修(St. Ambrose, c. 340-397)所倡導的洗禮儀式密切相關。

一年一度的洗禮儀式在過程與空間上,處處呼應基督的死與復活。受洗者與會眾在復活節前夕,夜間持燭從教堂出發,前往洗禮堂;在更衣塗油後,進入洗禮堂中央的浸池,以聖父、聖子、聖靈之名宣告決志,而後沒入水中三次。完成浸禮的受洗者換上白袍,隨著領隊觀禮信眾一起回到聖堂。在教堂與洗禮堂之間往返的這個遊行,代表了離開舊有世界、決志信主、進入救主國度的歷程。

William Henry Goodyear 1901年拍攝的拉特朗洗禮堂歷史照片,今日已歷經多次修建。

圖4:William Henry Goodyear 1901年拍攝的拉特朗洗禮堂歷史照片,今日已歷經多次修建。

不僅整個儀式象徵著過去的死亡與新生命的開始,洗禮堂的設計也富含象徵意義。在早期,八角形的洗禮堂尤其常見,不但影射耶路撒冷的聖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也象徵著基督的復活。時任米蘭主教的安波羅修提到該城的聖特克拉(Santa Tecla)洗禮堂時(據傳他在此為奧古斯丁施行浸禮),對數字「八」如此解釋:八面牆的洗禮堂與中央的八角形浸池代表神對世人的恩典與救贖,因為耶穌在第八天復活(七日的頭一日;馬可福音十六章9節),帶來光明,驅散死亡禁錮,將懺悔者的罪汙在湧流清水中完全洗淨。

在今日,聖特克拉洗禮堂已不復存,但這樣的想法仍被承傳下來,如羅馬城內建於五世紀的拉特朗洗禮堂(Lateran Baptistery)(圖2、圖4)。

圖2:拉特朗洗禮池裝飾雕刻假想復原圖。

圖2:拉特朗洗禮池裝飾雕刻假想復原圖。Donati, Angela / Gentili, Giovanni (Hgg.): Costantino il grande, la civiltà antica al bivio tra Occidente e Oriente, Ausstellungskatalog Rimini 2005, 2005. S.180

拉特朗洗禮池設計影響深遠
拉特朗洗禮堂在造形與裝飾上皆為後日締造了典範。它的原始裝飾被詳細記載於六世紀的文獻(Liber Pontificalis):中央浸池的周圍有八根高柱,柱間有七隻飲水(噴水)的銀色牡鹿雕刻,正前方為一隻金色羔羊雕刻,其下方有四道水流湧出;羔羊兩側分別是手拿刻字卷軸(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約翰福音一章29節)的施洗者約翰與救主基督雕像(圖2)。

此處的牡鹿雕刻呼應了安波羅修對詩篇四十二篇1節的解釋(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切慕溪水的鹿就好比迎向洗禮的人們,內心深深渴望著救贖與滿足的生命。浸池邊的羔羊與施洗者約翰雕刻除了紀念耶穌的洗禮之外,更彰顯出基督作為代罪羔羊的使命,以及祂救贖世人的渴望。羔羊雕刻下方的四道泉湧更扣合了耶穌復活大能所帶來的新生命,它們指向了伊甸園的四條河流(創世記二章10-14節),與新耶路撒冷城裡從羔羊寶座流出的生命活水(啟示錄廿二章1節)。

圖3:中世紀手抄本「生命之泉」圖像,造形沿襲拉特朗洗禮池特色。

圖3:中世紀手抄本「生命之泉」圖像,造形沿襲拉特朗洗禮池特色。Fountain of Life (folio 3v) in the Godescalc Evangelistary, 781-783;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拉特朗洗禮池的設計影響之深遠,可從中世紀手抄本裡的「生命之泉」(Fountain of Life; Fountain of Living Waters)圖像看出。以查理曼大帝(Charles the Great, 748-814)委製的彌撒用經書為例,為紀念其子洗禮而繪製的「生命之泉」有如廊柱涼亭一般(圖3),其造形沿襲了拉特朗洗禮池的特色,而伴隨的動物除了牡鹿之外,還多了生機勃勃的鳥禽,其中最醒目的便是屋頂上的兩只孔雀。

緣於希臘古典以來的傳奇皆描述孔雀為擁有不死肉身的珍禽,且每年在舊羽脫落後所長出的新羽有著更亮麗的顏色,生生不息。因此,孔雀在此象徵了耶穌的復活與永生。「生命之泉」的畫面昭告了復活的耶穌基督就是永生活水,而悔罪受洗的信徒有如就水止渴的鹿隻,得以無盡飲用生命之泉。

安波羅修洗禮儀式(Ambrosian rite of baptism)自八世紀開始,逐漸被執行上較為簡易的澆水禮與點水禮所取代;獨立的洗禮堂隨之式微,新興的則是安置教堂內的石刻與銅鑄聖洗盆。在此時期,聖洗盆的精湛工藝,以及滿佈基座、盆身與頂蓋的聖經典故,形成了基督教藝術中的另一精采篇章。早期遊行儀式與洗禮堂設計所強調的基督受難與復活意涵雖仍可見,但夾雜在其他豐富的題材與複雜的神學哲思內容之中,不免相形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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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Domikus Böhm, Baptistery of St. Maria Königin, 1953-54 (Köln-Marienburg, Germany)

象徵與基督同死同復活
中古晚期之後沉寂數百年的獨立洗禮堂因著禮儀改革運動(Liturgical Movement)的影響,在1920 年代再度興起。以「基督中心論」為依歸的現代教堂建築(強調教堂建築設計之唯一目的在高舉基督與彰顯其犧牲救贖╱聖餐禮的奧秘)傾向將洗禮空間獨立出來,如此不但可排除教堂內與核心儀典(聖餐禮)無關的室內格局,以提高會眾對聖餐意涵的專注,同時也可凸顯洗禮的重要。

以德國建築師多米尼庫斯‧波姆(Dominikus Böhm, 1880-1955)的設計為例(圖5),他偏好將洗禮堂安置在教堂入口附近,以象徵決志昭告信仰的洗禮是進入教會並成為其肢體的關鍵環節。此外,他常讓洗禮堂低於地表若干臺階,透過空間經驗中的「下沉」與「升起」象徵受洗者與基督的同死及同復活。最後,透過環繞洗禮堂四周的玻璃牆凸顯「光明」特質,強調受洗者自此跟從世界的光(耶穌)便不在黑暗裏走,必得生命的光(約翰福音八章12節)。

圖6:Gottfried Böhm,臺南後壁菁寮聖十字架天主堂的洗禮堂與聖洗盆 (國立臺灣博物館歷史圖檔NGB10140009、NGB10140011)

無獨有偶,多米尼庫斯的兒子哥特佛瑞德(Gottfried Böhm, 1920-)在1955-1961年間為臺南後壁菁寮設計聖十字架天主堂時,也參照了類似的設計理念:獨立的中央式洗禮堂座落在教堂入口左側,並透過開放式的列柱代替其父慣用的玻璃牆面,讓洗禮空間滿盈著光與風,傳神地表達出新生、自由與光明的意象(圖6)。

主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在時代變遷中,不同的洗禮儀式與洗禮堂設計各自透過獨特的藝術語彙,視覺化了對比性強烈的死亡與復活、審判與救贖、黑暗與光明、乾涸與活水。藝術手法即便各異,但所傳達的從未改變:因著耶穌基督的勝利,跟隨其腳蹤者得以出黑暗、入光明,脫離黑暗權勢,遷入祂的聖潔國度,滿有新生命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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