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超高齡社會，「非正式照顧者」需求知多少（上）
檢舉
我國目前照護服務涵蓋率偏低，所倚靠的外籍看護也正逐漸移往日本。面對超高齡社會的趨勢，職業照顧者的數量總是跟不上照護需求增加，因此讓「非正式照顧者」成為社會上的正規照顧資源，構成社區照顧網路，才可能緩解照顧壓力。
你是否曾聽過以下這些情形？長者因孩子大了搬去外面住，家裡剩下夫妻二人。某日，丈夫到台北探視父母，太太竟心臟病發身亡、未及發現救援。還有獨居長者，兒女在國外，體能雖未達到政府評量的「失能等級」，實際上卻隨時可能摔倒，需要人看顧。還有「初老」兒女照顧患病末期的「老老」父母，子女獨自承擔疲累重擔，內心竟深怕長輩活太久。
教會也會遇到需要關心的獨居長者。筆者聽過有一戶人家，長者罹患大腸癌很痛，子女和熱心鄰居一再送來食物，怕長者營養不夠而一直硬要她吃，更增添了長者痛苦；這反映了我們都需要更多長者照護的知識。
另外一個例子是，教會中有一位獨居失智的老媽媽，她兒子從美國回來協助處理事務，但老媽媽認為兒子是來要財產的。孩子依法是親屬，比牧師更有權討論媽媽的情形。牧師該用什麼立場關心這對母子？在可見的未來，這些需要關心的長者將倍數成長，教會需要更多裝備來關顧。
超高齡社會 照顧資源不足
我國於2018年邁入高齡社會，預估2026年就將邁入超高齡社會（國發會預估2025年）。據衛福部三年前所做的《老人狀況調查報告》，台灣社會的健康老人占了六、七成，衰弱失能占三成，而在老人總數增加時，後者自然增加更多，而且目前照護服務涵蓋率偏低，約僅兩到三成左右。
政府設法支持需要服務的對象，盡可能支持他們自主，或可緩解需求。然而根據政府估計，2026年有照護需求的人可能高達100萬，低估也有92萬人。我們的居服員儘管因勞動條件改變而增加，但仍因少子與社會價值觀因素而有極限。照服員總數從2018年的三萬五千人，到了2026年又會有多少人呢？
至於機構照顧，因居服員的薪水和服務制度等因素，導致不少人離開照護機構，形成外勞占絕大多數的局面。被照顧的老人，講話外勞聽不懂；照顧者講的話，老人也聽不懂。更別說照顧機構人手不足，導致一人照顧多人，或甚至得綑綁灌食。
照服員數量比不上照護需求
在北歐國家，荷蘭社會文化規劃辦公室SCP及環境評估署PBL研究人員研究指出，2018-2030年超高齡社會的趨勢(http://digitaal.scp.nl/ouderenzorg/)，包含照顧需求急速增加，但公共照顧資源不可能對應滿足。也發現，職業照顧者的數量總是跟不上照護需求的增加，造成照顧者疲於奔命的窘境。
加上新一代老人的教育背景提高，連帶的照顧方式也將改變。從照顧者事必躬親，轉變為支持老人自我照顧。然而偏鄉或低教育程度的老人則可能成為弱勢族群，因為他們缺乏取得資訊的能力，而且年輕人外流。未來的科技雖可以幫助人，但仍有一定的極限；尤其是生活需要與人際互動帶來的慰藉，才能讓人感到自己是被了解的。
面對這樣趨勢，勢必建立「非正式照顧者」成為社會上的正規照顧資源，協同職業照顧者、家庭照顧者，構成社區照顧網路，才可能緩解照顧壓力。
荷蘭發展出成熟照顧體系
荷蘭已經有國家級研究組織倡議，還有專屬網路資源開始培養此體系人才(https://www.mantelzorg.nl/) ，甚至協助非醫療背景的民眾，提供通俗而先進的自我導向學習資源，來裝備民眾如何協同專業照顧(https://www.zorgvoorbeter.nl/)。
這些政策訴求，不但要建立非正式照顧體系，而且投入者要學習了解老人的期待和各種落實的可能性（包括與老人同共住），並將規則納入法規。期待幫助長者能不搬去機構就盡量不去，以免老人損失原居住社區的資源連結。
荷蘭已發展出成熟的行政支援型志工，例如，在一千兩百個失智照顧農場中，由許多社區民眾（例如賣場工作人員），抽空排班開交通車，固定接送失智老人們回家，或有各種關懷組織幫助社區民眾。
但是荷蘭接下來想發展更系統性的照顧合作方式，因為接下來的照顧需求「多的不得了」。目標是全力支持長者自我照顧，來降低正式照顧需求，而剩下的就需要用非正式照顧，協同正式照顧來因應。
納入非正式照顧者的必要性
台灣也有類似的處境，而且我們的少子化更嚴重，台灣所倚靠的廿五萬外籍看護，正逐漸移往日本，雖然也可能回流，但可能要求更高的薪資。因此，外籍看護是否能成為未來可靠的照顧資源，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所以我們必須更重視上述各角度如何影響未來的照護服務布局。以下特別聚焦「非正式照顧者」的發展，因為這是必須，卻又要跨過許多挑戰，才能成為可靠的補充性照顧支持資源。
所謂「非正式照顧者」，主要指未以照顧服務為職業，也非家庭照顧者的「其他可提供參與支持的社區民眾」，例如衛生所長年已有的志工隊，還有社區社團、退休者、休假的上班族，但要能透過組織化，使參與者個人有彈性，而組織能穩定排班出支援照護人手。
非正式照顧者不支薪，否則失去緩解國家預算的意義，也具有某種參與的自由度，以維持樂於參與和各盡所能的精神。雖個人有參與自由度，但為了維持社區穩定輔助的照顧能量，可能透過一定程度組織化，和有限度教育訓練確保照護素質和倫理，讓調度者安排。
國內過去也留意到「非正式照顧者」，例如較早的衛生所志工大隊，搭配社區護理師共同從事居家訪視、公衛計畫、疾病防治。這要看各縣市積極度與民情文化。後來台灣人口結構老化，政府逐步從大溫暖、長照十年計畫、長照2.0發展許多新的服務資源，來支持在社會變動中更有品質的老年生活，以不同失能層級對應不同的給付照顧，並推廣資源連結，而於非正式照顧者發展有初步成果。
晚近國健署推廣引進「慈悲關懷社區」，提供社區緩和醫療照顧資源，因為安寧需求增加，適當陪伴支持可能增加生活品質。其策略是直接於多個社區針對初老推動，先從生命教育活動開始。後續有待觀察。
民間團體推動志工服務
民間也覺察非正式照顧體系必要。如嘗試各種型態「時間銀行」鼓勵服務，在少數歐洲高度公民素養的國家逐步打下基礎。國內則因項目釐清和回饋公平與可靠性，迄今未能建立足夠普及模式。
宗教界也在努力。如台灣教會界推動的「第三家庭」，意思是從人出生到就業約前25年是第一家庭；自己成家養育子女約第二個25到30年是第二家庭。第三家庭是老後由老老互助，形成如同家庭的關係。
透過教會、社區及社團，針對未必符合長照服務標準、但有實際需要的長者，組織關懷體系，並藉發展過程中的教育訓練，同步鼓勵初老民眾投入關懷並預備優質老年生活，培養超高齡社會公民素養。還有宗教團體就本有之關懷據點，進行實驗性的緩和醫療訪視。
但宗教團體難免牽涉信仰理念，如何保有開放性，讓服務可及並得到民眾接納，需要磨合。若一個宗教團體想要發展超高齡社區關顧，還要看是否會友同屬一社區，否則要這些距離遠近不定的會友，形成隨時到府的網路也不容易。
這些民間非正式照顧者計畫，未來要如何與正式照顧體系接軌，還很難說，但高齡長者的照顧需求，已經擺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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